王世柱博士参加贵州省委决策咨询博士高端论坛

12月27日，由省委政策研究室、省委改革办、省委依法治办主办的“第九届贵州省委决策咨询博士高端论坛”在贵阳举行，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王世柱参加了本届高端论坛，提交了题为“运用大数据思维建设法治贵州助力我省同步全面小康大业”的专题论文。

论文分为三个部分，一是运用大数据相关性思维，科学构建法治建设商数，量化法治建设成效。大数据带来的第一个思维变化，是从因果关系到相关关系，认识事物摈弃了小数据时代从现象的因果分析到因果关系，而是从大数据之间寻找相关性，而相关性对法治建设带来的第一个思维冲击，就是法治建设商数概念的构建。趋向量化，把握法治商数本质，以往的法治建设评估、法治建设评价等概念，其重心在于一个“估”字，而法治建设商数，其核心在一个“商”字。评估是对事物进行大致的判断，而商数为大数据和云计算所保障，大数据和云计算提出并应对的是如何收集、保存、维护、管理、分析、共享正在呈指数级增长这一挑战，这个变化意味着法治建设活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记录。锁定短板，精确反映法治软肋，短板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在于，抓住了短板，就抓住了法治建设的牛鼻子，也就抓住了法治建设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，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，努力消除那些滞后性因素，就能加速法治建设的现代化程度。锁定法治建设的短板，以往通常靠的是主观的发现，认为哪里矛盾多、问题重、难度大，短板就指向何处。区分位阶，理性设置法治商数，法治商数是以商数形式衡量法治建设水平的数量指标，但是法治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，其中不仅涉及的要素非常多，而且有些是可以量化的，有些则难以量化，建立法治建设商数这个概念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，避免生搬硬套过度量化而形成一种机械主义的模式。

二是运用大数据整体性思维，精准划定法治建设指数，倒逼提升法治水平。大数据思维的另一个特点是整体性思维，从部分到整体转变到从整体到整体，思维方式从以小见大转变到从大到小，在小数据时代进行样本分析是无奈之举，无法达到样本等于全体的高度，只能有条件地忽略细节，而大数据时代直接用全部的数据作为样本分析，更准确地抓住事物的细节，而且是所有的全部细节，将会得到我们之前从未得到过的结论。目标性指数。纲举才能目张。作为法治建设指标体系中第三阶位的指数，法治建设的目标、原则、方针、政策等位于整个指标体系金字塔的顶层，由于语言的抽象性和扩张力，这些颇具包容性的目标原则，虽不具有量化的可能性，但必须有量化的内容予以证实，才不会显得苍白空洞，因此，作为统揽性的目标性指数，不应当在其中缺位，而应该在目标体系中占据高位。基础性指数。基础性指数，是指严格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，对实施目标性指数进行细化的基本指数，可分为六块：一是法律体系建设指数，二是法治政府建设指数，三是公正司法建设指数，四是法治社会建设指数，五是法治队伍建设指数，六是党的领导建设指数。成本性指数。法治建设也有贵、廉之分，法治建设是否高贵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治建设成本是否低廉。成本核算产生的法治建设效益，对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贵州而言，却有机展现“小而强、小而优、小而美”的比较优势。

三是运用大数据验证性思维，纵横设置法治建设参数，树立法治贵州形象。大数据时代，数据的全面开放，使得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自下而上的验证性。大数据时代信息对称问题得到较为完美的解决，法治建设的受众不再被动接受事实，而是自下而上地主动检索分析数据，得出大数据时代的客观判断，这种可检验的数据与小数据时代的官方的单方面数字相比，其公信力和说服力是无可比拟的。

法治建设大数据化是创新的事业，贵州如果能在中央的每一项部署上有落实、有创新、有解释、有实效、有数据，用大数据增强法治建设的说服力，用可验证的大数据增强法治建设的公信力，必将推动法治贵州建设在全国走前列、作表率，正如贵州的大数据事业一样，实现“经济上落后的地区演奏第一小提琴”。

最后，王世柱博士认为，贵州连续举办了九届博士论坛，表明了贵州渴求智慧、渴望发展，展现了贵州的蓬勃生机和奋发精神，这是贵州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速度领先全国的内外驱动力，应该进一步办出特色办出品牌。王世柱博士建议，专家与政治家应该各定其位各施所长，作为提供咨询决策的专家，应该结合贵州实际，提供最前端的学科发展动态和研究成果，为省委决策提供参考，以区别于政策研究部门的咨询意见，如此，方能体现专家的咨询价值，才符合社会分工的效益最大化原则，才能为贵州科学发展提供最有价值的专家意见。